苏加诺的情人妻子母亲兼革命伴侣|英吉特夫人：美丽与哀愁

最早知道英吉特这个名字，是在若干年前我读过的一本《苏加诺自传》里。

书中描述有关英吉特夫人的篇幅虽然不长，但令我对老苏总统与这位大他13岁的女人的浪漫故事印象深刻，尤其欣赏照片里英吉特夫人美丽娴静的微笑。

后来，我去万隆夏图尔（Jl. Ciateul）大街的这幢房子访问过。

这便是印尼国父苏加诺第二任妻子英吉特夫人的故居。

参观过后，我又在印尼网上搜索并翻译了有关报道，从而对苏加诺与英吉特之间的那段历史有了更多了解。

现整理发表出来分享给有兴趣的读者诸君。

一

说起印尼人民的伟大领袖苏加诺，媒体在颂扬其为国家独立做出的不朽贡献时，也少不了对他一生的风流韵事津津乐道。

百度说：苏加诺一生结过四次婚，四位夫人分别是发妻英吉特、二夫人珐玛瓦蒂（前女总统梅加瓦蒂的生母，被印尼人称为国母）、三夫人哈蒂妮、还有他晚年最宠爱的四太太日本小姐黛维夫人。

事实上，苏加诺一生结过五次婚，原配发妻应该他中学老师罗米诺托的女儿奥塔丽。只不过苏加诺对这位结发妻子完全无感，两个人在一起也没过多久就离了，所以奥塔丽在历史上籍籍无名。

而本文所要记述的英吉特夫人，虽然不是苏加诺的发妻，但却是陪伴苏加诺时间最长的女人，在这位国父身边成功扮演了情人、妻子、母亲兼革命伴侣的四重角色，为丈夫和印尼独立付出了满腔深情。

从这个意义上讲，英吉特夫人才是真正的印尼国母。

印尼一家网站的文章是这样评论的：

在印尼争取独立的斗争岁月，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，有许多光辉的名字流芳百世。

在那个可歌可泣的年代，他们义无反顾，选择在艰苦的斗争中过着简单而正直的生活，终于使国家摆脱了殖民主义的束缚。

光是听到这些人物的名字，就足以让脖子上的汗毛和手臂都颤抖起来，泪水在眼皮中噼啪作响。这些朴实无华的战士的回忆，是那么美好和令人向往。

 这其中，有一个性格温柔、意志却坚如磐石的女人，一生美丽而刚强，柔情似水而又充满着哀愁。

她曾倾尽20年光阴，百般呵护自己的爱人——共和国的创始人苏加诺，陪伴他颠沛流离，含辛茹苦，承担着无数风险，甘愿牺牲一切，并成功地将这位印尼国父一路护送到了国家独立的大门。

之后就被国父抛弃，默默离去，后来甚至被政府遗忘，也从不抱怨。

她就是英吉特•加纳西（Inggit Ganarsih）。

二

1888 年 2 月 17 日，英吉特出生在西爪哇万隆行政区的班加兰·卡马桑村。如果活到现在，就 130多 岁了。

英吉特从小就吸引着异性的目光，被称为家乡的村花。

她的美在附近几个村庄无人能及，让看到她的男人都舍不得眨眼。

许多年轻人都试图接近英吉特，有男孩子用钱裹着一块小石头扔到她家院子里，还有人写个纸条把钱悄悄压在她家的瓷砖下面，只是为了引起她的注意，得到她那迷人的微笑。

村花长大了，先是嫁到附近乡镇的驻军兵营，与一个名叫阿马加的下士结婚。然而，此次婚姻并未持续多久，就以离婚收场。

然后英吉特再婚，这次嫁到了万隆市区，丈夫是一个名叫哈吉·萨努西（Haji Sanusi）的商人，活跃于当地的伊斯兰组织。

两人的婚姻看上去很好，但其实并不幸福，因为萨努西喜欢在外面玩，经常夜不归宿，英吉特只好在家里守着空房。

1930年代的英吉特夫人。

直到有一天，一个年轻漂亮的小伙子出现在他们家里。

这个年轻人，就是后来印尼的开国总统苏加诺。

1921 年 6 月底，苏加诺高中毕业，从泗水来到万隆。他考入了著名的万隆工学院，在土木工程系攻读建筑专业，希望当一名建筑工程师。

在此之前，小苏同学已经在家乡成亲，妻子奥塔丽，是苏加诺中学老师罗米诺托的女儿。这个还不到20岁的黄毛丫头，简单幼稚，有点没心没肺。小苏对她完全没有兴趣。“之所以娶她，不是为了爱，而是想报答帮助过自己的老师。”苏加诺说。

小苏同学的老师兼岳父罗米诺托先生，是他父亲的好朋友，在当地一所荷兰文的中学教书。没有他的帮忙，苏加诺进不了荷兰人开办的那所中学。

苏加诺中学时代的照片。

苏加诺来到万隆求学，他的老师兼岳父委托朋友，在当地一位商人家里，为女婿找了一间寄宿公寓。

这个商人正是英吉特的丈夫萨努西。

苏加诺第一次见到英吉特，就被迷住了。

当时20岁的小苏血气方刚，33岁的英吉特风韵迷人，散发着成熟的魅力。

三

苏加诺毕生难忘，英吉特在她位于万隆 Jl .Ciateul的家门口迎接他的情景。

“好运站在门口，半暗的气氛被背后的光环包围。她身材矮小，发髻上有一朵美丽的红花，笑容灿烂。她是哈吉·萨努西的妻子——英吉特·加纳西。哦……这个女人很了不起！”

事隔半个世纪之后，1964年，苏加诺总统在辛迪·亚当斯为其撰写的自传中回忆说。

当年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，苏加诺同样给英吉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：

“他戴着他引以为豪的黑色天鹅绒帽，穿着白色的衣服。他很高，很帅！一个打扮优雅的年轻人。” 

英吉特在梭拉姆丹所写的传记小说《关塔尔之门》中这样说。

尽管已是有夫之妇，但那时的英吉特总是很孤独，她的丈夫哈吉·萨努西晚上总是出去打台球。

这位美丽温婉的少妇就一个人在家呆着。

就在同一个屋檐下，隔壁房间住着一位年轻英俊的男房客。

这位男房客苏加诺是个不安分的革命青年，口才一流，充满着激情幻想。在万隆上大学期间，便参加了伊斯兰教联盟、爪哇青年会等组织的民族主义活动，从事爱国民主运动，反抗荷兰殖民统治。

苏加诺天生具有无穷魅力，一辈子除了投身革命，就是喜欢追逐美女，泡妞撩妹，属于国际级的顶尖高手。

此时更要命的是，小苏同学作为男房客也是一个人呆在房东的家里。“英吉特和苏加诺每晚都是一个人，不发生点浪漫和暧昧，那才是怪事！”

“只有英吉特和我在空荡荡的房子里。她很孤独，我也很孤独。”苏加诺后来对人说——“你们自己想象吧！”

在传记《朋加诺（Bung Karno） ：印度尼西亚人民喉舌的创建者》一书中，作者辛迪·亚当斯含蓄地告诉读者：“当时他们两人经常一起分享快乐”。

（苏加诺也被印尼人民叫做朋加诺，只是一种昵称，大致就是“加诺兄”的意思）

谈及这段情事，国父苏加诺本人叙述得有点魔幻：

“一开始我们忍耐了。等了几个月，突然间她就在我怀里了。是的，就是这样。我吻了她，她也吻了我，然后我又吻了她，我们彼此相爱了——所有这些发生在她还是萨努西的妻子，而我是奥塔丽的丈夫的时候。”苏加诺说。

倒是英吉特夫人比较坦率，面对这位风流小帅哥的引诱，她承认自己当时并没有拒绝。

据英吉特回忆：

……他的手慢慢地蠕动着，抚摸着我，我感觉到了他的力道。他的胸口靠得更近了，我被拉住了，我们换了个位置。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大家应该都知道了。我很惭愧，我是东方女人。但是……我们家的情况，我的意思是你能理解。我的前夫不是一个能让我满意的男人。

苏加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并不感到内疚。因为，他认为英吉特和萨努西之间的夫妻之情早就平淡如水了。他们的家庭已经名存实亡，而不是因为他的勾引。

英吉特和苏加诺之间的恋情，终于让萨努西闻到了味道。

粗心的老萨万没料到，一向贤惠稳重，且人近中年的妻子，居然跟一个小她十几岁的小伙子搞在一起……那个年代，这事情简直了！

平时贪玩的丈夫感觉受到了侮辱，忍不住对英吉特辱骂动粗。

但是英吉特却很冷静，她心平气和倾诉了自己不喜欢丈夫的种种行为，表示这样下去，他们的关系已无法继续。

英吉特恳切地对萨努西说：“你用不着发脾气，我爱上苏加诺，是因为我发现了他所具备的天才，断定他将来必然会成为印尼人民的伟大领袖。他需要我，因为我能激发出他的的潜质。你如果也有远见卓识的，就应该同意和我离婚，并且祝福我嫁给这位年轻人。”

英吉特充满理性的一席话，令萨努西转怒为喜。经过深思熟虑，他郑重其事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：

“我决定成全你们。如果尤丽斯（萨努西对英吉特的爱称）接受科斯诺（苏加诺的昵称）的求婚，你们两个愿意在一起，我会感到高兴。既然科斯诺前途远大，让我们都拥护他，直到他真正成为人民的领袖。你就陪伴他、帮助他吧，直到他实现伟大的目标。”

不知这几段话是不是媒体后来编的，反正商人老萨慷慨地把老婆让给了大学生小苏。小苏也立马休掉了那个傻乎乎不懂事的原配奥塔丽。

1923年，35岁的英吉特第三次结婚，嫁给了22岁的苏加诺。

四

那时的苏加诺还在万隆工学院读书，尚未工作，是个没有收入的穷学生。但英吉特仍毅然决然离开自己的富商前夫，投入爱人的怀抱，并且像母亲那样照顾、养活这位革命家的小丈夫。

他们从萨努西家搬了出去，另外租一所房子住。苏加诺醉心于政治活动，成天到处发表演讲。自从娶了英吉特，苏加诺的身体和精神都得到了稳定。

英吉特从情人变成了妻子，同时也是母亲和姐姐的替身，是苏加诺无话不谈的朋友，也是苏加诺的经济支持者。

她从一个富裕的家庭主妇变成了一个小商人，努力做小生意赚钱养家，想方设法支付了苏加诺在大学读书的学费。

英吉特在家缝制衣服，做肥皂剂，自制化妆品、调配混合草药拿到市场上出售，也卖香烟，甚至卖过小锄头这样的农具。总之，什么赚钱就做什么。

1926年，苏加诺终于从万隆工学院毕业，获得土木工程师的证书。英吉特感觉自己的辛苦陪伴有了结果，心里非常高兴。

上世纪三十年代，苏加诺（右一）与英吉特（中间坐着的那位）夫妇与友人的合影。

然而，苏加诺已经对革命事业走火入魔，并不喜欢工作赚钱。他一再拒绝高薪工作的邀请，比如在母校担任讲师，或者担任荷兰东印度群岛政府的雇员，都能确保其生活福利。未来的伟大领袖所热衷的，就是整天四处奔走，八方呼吁，号召人们反抗荷兰殖民政府的统治，建立独立的国家印度尼西亚。

苏工程师变得愈发贫困，但是英吉特夫人毫不在意，从不唠叨抱怨。她一方面更加勤奋地工作养家，另外还抽出时间陪同丈夫到处演讲。

英吉特西爪哇故乡的老百姓，说的是一种巽他语方言，那个年代他们大多听不懂印尼语。苏加诺本来能说一口流利的巽他语，可是为了宣传他致力于推广的印尼国语，公共场合讲话或发表讲演时，总是坚持说印尼语，再由夫人英吉特翻译成巽他语告诉大家。

苏加诺搞政治如此狂热，荷兰殖民政府当然不能容忍。

1929 年 12 月，苏加诺和他的三个朋友被殖民当局逮捕，被关押在万隆的 Banceuy 监狱。

Banceuy 监狱对苏加诺来说是一个“最悲伤的孤立”过程。

在将近 40 的时间里，他无法看到牢房外的世界。这就要靠英吉特夫人发挥独特作用了，她每天给丈夫送吃送喝，制作每包十支的“卡翁叶”卷烟带给苏加诺，并多次成功诱骗狱警，为苏加诺带去报刊杂志和文学作品。

此外，英吉特还学会在这些书报上面，用针扎出有针孔标记的代码语言——比如盲文——这样苏加诺就可以及时了解外界的情报。

英吉特每次去监狱，总是带来苏加诺最喜欢的食物、香烟和保健草药。

为了省钱，身材娇小的她，来回都要步行15公里。

有时英吉特也会送咸鸭蛋给苏加诺，这是坏消息的迹象。嗯，通常她送普通的煮鸡蛋，如果在蛋壳挑一个洞，就意味着“好消息”，挑两个洞，意思就是荷兰人又“俘虏了我们的一个同志”；挑三个洞，则意味着荷兰人要开展“大规模伏击”。

英吉特本人回忆说：“每次见到科斯（她对苏加诺的爱称），我多想拥抱他，拥抱他！但各种各样的状况阻止了我们。我只能说‘你好吗？’我的声音很低，也许它会触动每个人的心。但不知何故，我能够克制自己，没有哭，也没有泪流满面。”

她还当面鼓励丈夫：“嘿！科斯诺请挺直身子，要记住你的理想！”

从万隆出狱后，苏加诺再次投身于运动，比过去更加激进。他的著作越来越刺穿殖民势力。最后，他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弗洛勒斯的恩德地区。

当苏加诺被流放到弗洛勒斯时，英吉特前往陪伴着他。同样，后来当苏加诺又被流放到明古鲁时，还是英吉特陪伴他。就这样从1923年到1943年，英吉特一直陪伴着苏加诺。不论在具体生活中，还是在心理上，英吉特对苏加诺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政治活动家，都做出了莫大贡献。

五

在明古鲁流放期间，苏加诺爱上了当时年仅17岁的法玛瓦蒂。他们的家庭因此发生了动荡。

英吉特与苏加诺结婚后没有生育，来到明古鲁，就让当地一位教会长老的女儿法玛瓦蒂，做了自己的养女。此时的英吉特夫人已年过五旬，而苏加诺喜欢上年轻的法玛瓦蒂，其中一个原因是想要和她生育自己的孩子。

“我并不是不要你。我的愿望是让你永远都是苏加诺夫人，在这个家里保持最高地位，从而拥有与此相关的所有荣誉。而我只是希望和能法玛瓦蒂生儿育女。”

苏加诺向英吉特陈述种种理由，请求英吉特同意自己再娶，并继续留在身边。

英吉特感到两难。作为一个女人，她不愿意与其他女人分享丈夫。但作为妻子，她也知道丈夫是真的想要孩子。但她最终拒绝一夫多妻制，选择了离婚，把苏加诺交给法玛瓦蒂，自己孤身一人回到了万隆。

苏加诺总统与第三任夫人法玛瓦蒂。

在万隆的家里，英吉特夫人通过销售自制化妆品过着简单的生活。

1945年8月，日本战败投降，印尼民族独立运动领导人苏加诺、哈达签署了《独立宣言》，宣布成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。

苏加诺与哈达分别成为开国总统和副总统。

此时在万隆，20年来无微不至照料陪伴苏加诺的英吉特夫人，从广播里听到这个消息，不禁热泪盈眶：“科斯诺终于成为国家和人民的领袖了！”英吉特喃喃自语，为自己当年慧眼识英雄而庆幸，也为自己一生最爱的人，最终变成别人的丈夫而百感交集。

但是，她还是一个人在万隆，静静过着自己的日子，没有向前夫领导的新政权提出任何要求。

1952年，苏加诺正式签署了一份离婚协议书，并承诺给英吉特一所房子、生活津贴并支付了她从前为自己欠下的6,230 印尼盾债务。英吉特也在协议书上签了字。

就这样又过了七八年，终于到了1960 年。

59岁的苏加诺在前一年颁布总统令，并建立总统制政府后，正处于权力的顶峰。于是他来到万隆视察，不由想起了这位劳苦功高的前妻，便在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陪同下，前往Jl. Ciateul大街的这个住所，登门看望了英吉特。

当时英吉特已经 72 岁。

苏加诺双手抱住英吉特的后背，激动地向她道歉。英吉特平静地看着身穿宽大西装的苏加诺， 用巽他语对前夫说：“科斯诺，你不用向我道歉。好好领导国家，就像我们在这所房子里的理想一样。”

1965年，印尼爆发“九·三〇事件”后，苏加诺的总统权力被苏哈托的军人集团剥夺。1967年3月，苏加诺被撤销总统职务并遭软禁。

1970年6月21日，孤独中的苏加诺在雅加达病逝，享年69岁。

已是耄耋之年的英吉特夫人，惊闻噩耗，痛哭流泪。她不顾劝阻，坚持前往雅加达，步履蹒跚地来到苏加诺的灵柩前吊唁前夫，悲伤抽泣着看着她的旧爱在面前消失。

英吉特夫人（中）惊闻苏加诺逝世的消息哀伤无比，几位好友也哭着安慰她。

1984年4月13日，英吉特夫人与世长辞，葬于万隆的 Babakan Ciparay 公墓，享年 96 岁。 

这位人格高尚、感情朴实、富有牺牲精神的印尼“国母”，在默默无闻完成了陪伴苏加诺和为国家服务的职责之后，在郁郁葱葱的树林里和万隆凉爽的天地间，永远的安息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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